1.被告人刘×供述：我是北×财务主管。2013年5月中旬，我从杨×处买了300万元人民币的增值税发票，按照总价8%付费，验票没问题后我写了支出凭单让周×按增值税发票总额8%给杨×账号转账，共转了24万余元。后这些增值税发票在5月、6月分别入账。公司于6月初和7月初将发票认证并抵扣。

2. 证人王×2证言：其是北×的实际经营人，公司是一般纳税人，刘×是单位的会计。其不清楚公司与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×商贸有限公司之间是否有业务往来，被抓之后才知道接受过北京×商贸有限公司、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。刘×在2013年年初好像和其提过找一些增值税发票抵税的事情，其当时没同意。

3.被告人刘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）。

公诉机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。

被告单位北×，组织机构代码×，单位地址北京市昌平区×号，法定代表人刘×1。

诉讼代表人刘×1，女，系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。

被告人刘×，女，1962年1月22日出生；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于2014年9月11日被羁押，同年10月17日经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，同年12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取保候审。

辩护人王家本，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辩护人焦铁烨，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丰检公诉刑诉[2015]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北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被告人刘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于2015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高海涛出庭支持公诉，被告单位北×的诉讼代表人刘×1、被告人刘×及其辩护人焦铁烨到庭参加诉讼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：

2013年5月间，被告人刘×在无实际货物购销往来的情况下，为抵扣其所在单位北×税款，在本市昌平区×号其公司办公室等地，联系杨×（另案处理）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后杨×向其提供出票单位为北京×商贸有限公司，票号00039053至00039063，出票单位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，票号00038744至00038759，共计2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2 620 512.9元，税额共计人民币445 487.1元，价税合计人民币3 066 000元。后被告人刘×使用该单位账户向杨×支付票款人民币245 280元，并用上述发票到当地税务机关为单位抵扣税款人民币445 487.1元。经查，上述查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毛×等人（另案处理）在丰台区等地使用空壳公司开具。被告人刘×于2014年9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查获。

针对起诉的事实，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。公诉机关认为，被告单位北×的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，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被告人刘×系被告单位直接责任人员，应被判处刑罚，提请本院依法惩处。

被告单位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。

被告人刘×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。

被告人刘×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性不持异议，但提出被告人刘×具有如下从轻、减轻情节：

1.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；

2.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供杨×的姓名、联系方式并联系杨×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，构成立功；

3.本案系单位犯罪，被告单位三次补缴涉案税款，并缴纳滞纳金及涉案税款一倍的罚款，综上，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刘×予以从轻、减轻处罚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2013年5月间，被告人刘×在担任被告单位北×财务主管期间，为抵扣北×税款，在本市昌平区×号其公司办公室等地，联系杨×（另案处理）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后杨×向其提供与北×没有实际业务往来的出票单位为北京×商贸有限公司、票号00039053至00039063，出票单位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、票号00038744至00038759共计2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2 620 512.9元，税额共计人民币 445 487.1元，价税合计人民币3 066 000元。后被告人刘×使用被告单位北×账户向杨×支付票款人民币245 280元，并用上述发票到当地税务机关为单位抵扣税款人民币445 487.1元。经查，上述查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毛×等人（另案处理）在丰台区等地使用空壳公司开具。被告人刘×于2014年9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查获。案发后，被告单位补缴全部税款，缴纳滞纳金并缴纳税额一倍的罚款。

上述事实，有控辩双方当庭出示并经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：

（一）控方证据

1.证人杨×证言：其是北京×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。2013年5月，其通过王×1向北×刘×开具300万左右的增值税发票，王×1收6.8个点，其跟刘×收8个点。刘×将24万元左右汇到其公司邮政储蓄卡上，其给了王×120万左右。王×1的公司与北×没有业务往来。其以前也叫过杨伟。

2.证人王×1证言：2013年5月，杨×找其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其找张×开了300万元左右的增值税发票，给了张×6.6%的费用，大约20万元，杨×给其6.8个点的费用，从张×处开了20多张增值税发票。开票公司是×公司和一家记不清名称的公司，发票开给×公司，开的货物名称为纸。

3.证人张×证言及辨认笔录：2013年5月，王×1找其要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其找到王×3开了大约30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，后在丰台区榴乡桥见面拿票，在朝阳区将票给王×1。王×1给其6.4%的费用约20万元，其给王×36.2%的费用。其跟王×3没有业务往来。27张左右增值税发票开票公司是北京×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，发票是开给×公司。经辨认，其辨认出找其开发票的王×1。

4.证人王×2证言：其是北×的实际经营人，公司是一般纳税人，刘×是单位的会计。其不清楚公司与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×商贸有限公司之间是否有业务往来，被抓之后才知道接受过北京×商贸有限公司、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。刘×在2013年年初好像和其提过找一些增值税发票抵税的事情，其当时没同意。

5.昌平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证明：证明北×取得的2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并已抵扣，发票号码为00038744至00038759，实际领购单位为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，发票号码00039053至00039063，实际领购单位为北京×商贸有限公司，发票税额共计人民币445 487.1元。

6.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、记账凭证、入库单：证明北×接受北京×商贸有限公司、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事实。

7.北×出具的记账凭证、补缴增值税款说明、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：证明被告单位补缴相应税款的事实。

8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：证明被告单位的工商登记情况，系一般纳税人。

9.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扣押清单：证明从被告单位处扣押增值税发票等物品的情况。

10.被告单位账户明细：2013年5月20日汇入北京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145 920元，2013年5月23日汇入北京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99 360元。

11.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：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侦破以毛×为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，发现北×有接受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重大嫌疑，涉嫌刑事犯罪。2014年9月11日15时许侦查人员在北京市昌平区×号北×将刘×抓获。后经民警工作，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王×1、杨×被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询问。

12.公安机关出具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、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明：证明被告人刘×及诉讼代表人的身份情况。

13.被告人刘×供述：我是北×财务主管。2013年5月中旬，我从杨×处买了300万元人民币的增值税发票，按照总价8%付费，验票没问题后我写了支出凭单让周×按增值税发票总额8%给杨×账号转账，共转了24万余元。后这些增值税发票在5月、6月分别入账。公司于6月初和7月初将发票认证并抵扣。增值税发票共27张，16张销货单位为北京×商贸有限公司，税额为265 025.6元，11张发票销货单位为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，税额为183 658.1元。私下与杨×没有账目往来。

14.证人毛×、朱×证言：证明毛×等人在丰台区以北京×、北京×1商贸有限公司向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赚取点位费的事实。

15.公安机关出具的工作说明：证明2014年9月11日，民警查获刘×后刘×供述称通过杨×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刘×向民警提供杨×的联系方式，并主动当着民警面与杨×电话联系，后杨×当日自行到派出所，杨×已被刑事拘留。

（二）辩方证据

北×出具的情况说明、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、记账凭证、电子缴税付款凭证、北京市昌平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、税务处理决定书：证明被告单位补缴涉案税款、缴纳滞纳金及虚开增值税一倍罚款的事实。

上述证据，经当庭质证，足以证明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刘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被告单位抵扣税款，后被查获并补缴税款、缴纳滞纳金及罚款的事实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
控辩双方对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刘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被告单位抵扣税款及补缴税款、缴纳罚款的事实均无争议，仅对被告人刘×到案后联系杨×到公安机关是否构成立功存在争议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刘×构成立功，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刘×不构成立功。经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，查证属实的，或者提供重要线索，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；1998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五条规定：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、揭发他人犯罪行为，包括……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（包括同案犯）；2010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》第五条规定：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为之一，使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，属于“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”：（1）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，以打电话、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（包括同案犯）约至指定地点的。根据上述规定，被告人刘×的行为不构成立功，理由如下：虽然被告人刘×向司法机关供述向其卖票人员系杨×，并打电话给杨×，但是杨×系接到电话后自行到公安机关，杨×明知到公安机关系因与其自身及刘×有关的增值税发票一事，仍自行前往公安机关并向公安机关供述相关事实，杨×到公安机关并被采取强制措施系杨×的主动投案行为，并非被公安机关抓捕，不符合抓捕的要件，因此被告人刘×的行为不构成立功。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刘×立功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，其余意见酌予采纳。

本院认为，被告单位北×在与开票公司没有实际货物购销情况下，接受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抵扣税款，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情节严重，应予处罚，被告人刘×系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应予处罚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北×、被告人刘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，罪名成立。被告人刘×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认罪态度较好，并联系涉案卖票人员到案查清事实，被告单位北×积极退缴抵扣的税款，故本院对被告人刘×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，对被告单位酌予从轻处罚。被告单位已经缴纳的罚款折抵罚金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零五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三款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七十二条、第七十三条、第六十一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一、被告单位北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（罚金由缴纳的罚款折抵）。

二、被告人刘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）。